天津是我國近代工業的發源地之一，也是我國大型的、極具歷史淵源的紡織生產基地。天津紡織工業自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吳懋鼎創辦天津機器織絨局開始，到周學熙受袁世凱委托出任直隸工藝總局、并開設實習工場以來，逶迤至今，已歷時117年之久。期間，天津紡織工業幾經風雨、幾經磨難、幾度興衰，演繹并由此折射出的是一幕天津紡織工業歷久彌堅、百折不回、負重前行的慷慨正劇。

19世紀中葉后，天津社會經濟發生了深刻變化，最突出的是近代機器工業的誕生。天津地區在當時社會擁有得天獨厚的發展條件：京畿之地，交通便利，原料充足，精英薈萃，腹地遼闊和西方技術傳入較早等便利條件。20世紀初，天津有幸成為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試驗基地。并開始出現了具有官方色彩的直隸工藝總局和實習工場，還出現了當時北方最早的較大規模的機器紡紗廠。

1903年，袁世凱委任時任天津候補道臺的周學熙來津總辦直隸工藝總局。到任后，周學熙積極倡導開辦實業并籌辦實習工場，被普遍尊為當時北洋實業界的奠基人。歷史上與清末實業家張謇先生齊名，當時在實業界有“南張北周”之說。（張謇，清末狀元，實業家、教育家、近代棉紡工業開拓者）

在此期間，天津華新紗廠（1915年創建 后稱三環集團）、裕元紗廠（1915年創建 后稱棉紡二廠）、恒源紗廠（1917年創建 后稱恒源毛紡織廠）、北洋紗廠（1920年創建 后稱天鼎公司）、寶成紗廠（1920年創建 繼之與裕大合并 后稱棉紡三廠）、裕大紗廠（1921年創建 繼之與寶成合并 后稱棉紡三廠）六大紗廠相繼建成。由此，天津近代紡織工業初步形成。

在20世紀初，天津地區不僅出現了直隸工藝總局，及實習工場，還出現了最早的針織業、絲織業，建立了當時在天津機械化程度最高的六大紡紗廠，新型機器織布工廠布局有了新的、較大面積的增長。隨著紡織工業內部分工越來越細，天津地區開始出現并逐步建立了機器針織業，提花業、帆布業、線毯業、織帶業、地毯業、毛巾業等共計12個專項織造門類。1912—1928年之間天津紡織廠家數已達1407家，總資本額為2687.05萬元，占當時天津地區民族工業資本額的30%強。無論是廠家數，還是資本數額，都居天津各行業的首位。

天津紡織工業，尤其是大型企業在布局上有個特點，多為臨河而建。這樣的布局，既為方便運輸，又能盡可能多的節約生產成本。當時，海河——北運河——新開河——金鐘河一線成為天津民族紡織工業帶。

近代天津紡織工業，具有代表性的企業，嚴格講主要涉及幾個大的棉紡織工廠。而幾大棉紡織廠的演變過程也凸顯了天津民族工業曲折前行的發展歷史。

華新紡織公司于1916年在津建廠，1918年華新天津紗廠正式投產。資本總額為200萬元，廠址位于小于莊（現河北區）。30年代初華新紗廠轉賣給日本中淵紡織株式會社，改為公大七廠。建國后，改為國營天津印染廠。

裕元紗廠由天津金城銀行總董事王郅隆(死于日本東京大地震)、安徽督軍倪嗣沖及安福系軍閥和官僚投資創辦，王郅隆任總經理。1918年4月正式投產，資本總額為556萬元，廠址設在小劉莊海河沿（現河西區）。裕元紗廠是當時天津規模最大、獲利最豐、實力最雄厚的紡織紗廠，開近代天津大型紗廠之先河。30年代初因日資控制，裕元紗廠轉賣給日本中淵紡織株式會社，改為公大六廠。建國后，改為國營天津第二棉紡織廠。

北洋紗廠由天津敦慶隆號洋布莊的民族商業資本家紀錦齋聯合隆順、隆聚、瑞興、同義興、慶豐義等七家棉布商號，并連同百元以上小股東200余戶集資創辦。創辦人范竹齋、卞繼昌，資本總額300萬元。1921年9月開工生產，廠址：掛甲寺南北大街。1966-1976年間更名為四新紗廠，后改為天津第六棉紡廠。

由官辦直隸模范紗廠與恒源帆布公司合并組建恒源紡織有限公司（恒源紗廠），創辦人章瑞廷，發起人為曹銳、章瑞廷、王鹿泉、田中玉、鮑貴卿、馮伯崇、邊守靖、宋文軒等。開辦時有137戶認股，資本額400萬元。1919年在農商部注冊，1920年8月正式開工，廠址西窯洼（現河北區天緯路）。建國后，曾更名為天津市第一毛紡織廠。

裕大紗廠創辦于1920年，1922年開工生產。創辦人陳承修，專務董事王克敏。股東多為有一定政治背景的金融界人士、軍政要人及個別社會名流，如中國銀行總裁馮耿光、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北洋政府財政部長王克敏和著名京劇演員梅蘭芳等，資本總額號稱300萬，實際134萬元，廠址位于河東鄭莊子。30年代初，裕大紗廠轉賣給日資大福公司，大福公司成立天津紡織公司，將寶成和裕大合并為天津紗廠，建國后，為國營天津第三棉紡織廠。

寶成紗廠創建于1920年，1922年下半年開工生產，創辦人劉伯森，第一任經理吳敬儀，資本總額300萬，廠址河東鄭莊子。劉伯森受清末民初著名實業家張謇影響投資工業，在滬建有寶成第一、第二兩個紗廠，在天津建立的紗廠與滬廠統排，稱“天津寶成第三紗廠”。30年代初寶成轉賣給日資大福公司，大福公司成立天津紡織公司，將寶成和裕大合并為天津紗廠。建國后，為國營天津第三棉紡織廠。

1930年2月間，時任寶成紗廠經理的吳敬儀鑒于十二小時工作，“實疲神而生產絀，勞資兩害”，密定章則，毅然在該廠推行八小時工作制，此舉為中國勞動界之首創。

1931年，仁立毛紡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英租界建立，朱繼圣時任總經理。創建仁立公司的過程中，朱繼圣采用國外比較先進的經營管理制度，改進企業管理，使企業得到較快發展。該廠從最初生產地毯逐步擴展到生產粗紡毛呢和精紡毛絨，到1937年已成為粗紡、精紡、織造、染整全能廠，是華北第一家民族資本毛呢廠，也是國內外知名度較高的毛紡企業之一。

朱繼圣（1894—1972年），紡織企業家。字道賢。浙江鄞縣人。1915年畢業于清華學堂，后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學習經濟學和貨幣銀行學，獲碩士學位。1921年回國。1922年任北京仁立公司副經理。1926年升任總經理。1931年天津仁立毛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任總經理。

朱繼圣是一位愛國的新型企業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朱繼圣被選為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委，全國工商聯常委等?？姑涝瘯r期，朱繼圣還捐獻了一架飛機支援我軍前線戰場。

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于1932年建成投產，宋棐卿任董事長兼總經理。創建東亞過程中，宋棐卿將西方先進的管理方式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采用儒家“文治教化”之道，制定了廠訓、廠歌，提出了東亞的“四大主義”和“四大目的”，以“東亞銘”規定了東亞公司宗旨和員工做事為人的準則，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東亞企業文化，影響至今。東亞銘集東亞企業文化之大成：規定了主義、公司之主義、做事、為人、人格等，提出：不忠于己者，焉忠于人；不忠于夫婦者，焉忠于友；不忠于親族者，焉忠于社會；不忠于家者，焉忠于國。至今讀來，依然感慨如斯。

東亞公司以生產“抵羊”牌毛線，創國貨品牌而聞名，產品行銷全國。東亞公司的歷史是近代天津民族工業發展的縮影?！暗盅颉鄙虡说拇_立，深刻地體現了“東亞文化”的愛國精神。為了抵制當時在天津盛銷的日本“麻雀”牌毛線，在商標上采用了抵制洋貨的“抵”和山羊的“羊”，圖案的兩個羊是中國羊占東半球，另一只羊占西半球，東半球的羊略高而且雄壯有力，表示已占上風，西半球的羊則略低，而且有被抵得后退的樣子。抵羊商標意味深長，頗受國人歡迎，一直沿用至今。當時，產品曾供不應求，1933年抵羊牌已成為全國名牌。

宋棐卿（1898—1955），山東益都人，近代著名實業家。宋棐卿早年就讀于北京匯文中學，畢業后考入燕京大學，1920年轉赴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商學院攻讀工商管理兼修化學課程。1922年回國后，歷任濟南德昌洋行和天津德昌貿易公司經理。1932年在天津創辦東亞毛呢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長兼總經理。親筆撰寫了“我的夢”，就東亞公司未來發展提出了諸多設想。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日本加速在我國擴張侵略勢力。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占領東北三省，隨后侵入華北，并加緊在華北地區的經濟侵略?！捌咂摺笔伦兒?，日本開始全面侵華戰爭，華北地區很快淪為日軍的占領區。日本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后盾，全面控制了華北地區的棉花生產、銷售和貿易，對中國企業實行了強化管理，并以商品傾銷、資金控制和直接投資企業三種形式對天津民族工業進行大肆的掠奪和統治，當時，天津紡織業幾乎全部被日本壟斷。

1933年日本工商界紛紛涌入華北進行投資，以賺取超額利潤，并隨之建立了一批紡織企業。當然，其根本目的在于掠奪我國的資源，打壓民族工業的發展，為其侵略戰爭提供軍需物資。

1936年，日資在天津建立。建國后，為國營天津第一棉紡織廠。

1936年，日資在天津建立。建國后，為國營天津第四棉紡織廠。

1936年，日資在天津建立。建國后，為國營天津第五棉紡織廠。

1936年，日資在天津建立。建國后，為國營天津第六棉紡織廠，后改產改名為玻璃纖維廠。

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掠奪控制下，天津民族紡織企業苦撐危局，艱難抗爭。日資收購四大紗廠后（31年以來先后收購了華新、裕元、裕大、寶成），也想收購恒源和北洋。但恒源和北洋兩廠不愿被日資收購，其中恒源紗廠股東章瑞庭出于民族氣節，明確提出“寧愿少賣錢，也要賣給中國人，而不能賣給外國人?！痹诿褡遒Y本家的抵制下，恒源和北洋分別于1935年和1936年為金城和中南兩家銀行組成的誠孚信托公司接管，成為金融資本直接控制的企業。銀行財團對紗廠的控制，不僅扭轉了兩廠負債累累的狀況，而且逐步改變了紗廠落后的管理方式。當然，這已是后話。

抗日戰爭勝利后，國民黨政府接收了日本在天津的紡織企業，并隨即成立：

中紡一廠（原裕豐紗廠，后棉紡一廠）。

中紡二廠（原公大六廠，后棉紡二廠）。

中紡三廠（原天津紗廠，后棉紡三廠）。

中紡四廠（原上海紗廠，后棉紡四廠）。

中紡五廠（原雙喜紗廠，后棉紡五廠）。

中紡六廠（原大康紗廠，后玻璃纖維廠）。

中紡七廠（原公大七廠，后國?。?。

天津第一機械廠（現天津紡織機械廠）和部分絲織廠。

以上企業組成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天津分公司，該公司所屬各廠的設備是當時我國紡織工業中最先進的。系大型、大規模國有企業的開端，民營企業不在其列。（當時民營紗廠較大的有恒源、北洋、達生三個紗廠）。

這個時期紡織工業是天津工業的主體部分，在全國紡織行業中占第二位。1947年統計，天津紡織工業大、小工廠共計1158家，占全市工廠總數的25%。職工人數為31975人，占全市職工總數的30%，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64.74%。

抗戰勝利后由于政局動蕩，戰火連綿，交通受阻，通貨膨脹，工業品價格猛跌，原料奇缺，生產極其困難。紡織工業由于原棉缺乏，生產異常困難。1946年七個棉紡廠的設備僅開動40%。由于國內原棉供應不足，中紡各廠只得依賴美棉， 1948年美棉調入比1947年減少一半，各廠不得不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各廠每周只能維持開工3天，產量下降一半以上。1948年天津共有織布機8867臺，正常運轉的僅有4867臺。

七、天津紡織工業大發展時期

天津解放后，在黨和政府領導下，通過接管官僚資本、對民族資本紡織企業及手工紡織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廣泛開展技術革新，紡織工業迅速恢復崛起。主要經歷了如下幾個階段：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了中國紡織建設公司天津分公司及所屬八個廠，并迅速組織恢復生產。1949--1952年三年經濟恢復時期，市政府將官僚資本的棉紡廠、紡織機械廠、毛織廠等14個企業改為國營企業，成為天津紡織工業的骨干。同時，對遺留下來的老設備進行改造，改革了舊的管理制度，改善了生產和勞動條件。到1952年末，從業人員達84539人，工業總產值達73632萬元，實現利潤9210萬元，是1949年的9.6倍。

1950年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發了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劉再生為紡織部華北紡織管理局局長的任命書。這在當時非常少見，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中央對天津紡織工業的重視程度。

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天津紡織工業完成了對民族資本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將1200多家私營紡織企業和手工紡織業合并、合營改組為140個中小型工廠，確立了公有制的基礎，并逐步形成了由棉紡、印染、色織、織布、毛紡、絲綢、針織、日用棉織、器材等行業組成的比較完整的產業體系，為今后的大發展奠定了較為堅實的基礎。

20世紀50—60年代，全國掀起技術革新熱潮，天津紡織系統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精神，大力開展技術革新、技術革命與合理化建議活動，對原有的紡織設備實施技術改造，提高了設備的機械化、半機械化水平，使廣大職工擺脫了笨重的體力勞動和手工操作，涌現了大量技術人才。至60年代末，天津紡織系統實現技術革新項目達17000余項，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效益。

新中國成立后，天津紡織工業積極響應國家支援國內外紡織建設的號召，連續數年派出專家、技術人員和工人等2900余人支援北京、石家莊、邯鄲、保定、榆次、包頭、新疆等地紡織重點項目建設。先后將四個紡織廠部分設備和人員成建制遷往山西、河北等地，并承擔了國家支援阿富汗、巴基斯坦、烏干達、緬甸等國紡織工業建設任務，為紡織工業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整個計劃經濟時期，天津紡織作為傳統支柱產業，為天津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曾與上海、青島共享 “上、青、天”美譽。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轉軌變型，天津紡織受多重因素影響，經濟逐步陷入低谷。面對嚴峻挑戰，天紡人弘揚“四氣”精神，實施一系列改革舉措，2000年終于結束八年虧損，實現了歷史性重大轉折。在建設都市紡織進程中，抓住天津工業戰略東移機遇，創建高新紡織工業園，為天津紡織再創輝煌搭建了新的平臺。

天津紡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根據天津市發展整體規劃和工業結構調整的要求，借天津海河綜合開發改造之機，實施天津紡織工業整體調整。本次調整的核心內容是在天津空港經濟區建立天津紡織工業現代化生產基地，規劃用地面積1.84平方公里，總建設面積106.36萬平方米，總投資46.5億元人民幣。天津紡織工業調整不是簡單的企業搬遷，而是實施體制創新，機制創新，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將天津紡織的存量資產、土地資源，現有先進設備和名牌產品、人才等優勢資源集中，通過上市融資，招商引資，社會法人和經營者入股及部分貸款支持，按照市場鏈，產品鏈對系統內具有發展前途的44家企業進行整合，采用國內先進、世界一流的技術和設備，實現脫胎換骨的徹底改造，形成了棉紡織、新型毛紡面料、高檔針織服裝、特殊印染后整理、服裝、綠色生態家用紡織品、產業用紡織品、差別化錦綸纖維八個產品板塊，16個生產項目以及統一的研發中心、能源供應系統、物流配送中心等6個配套項目。形成了產棉紗2萬噸，棉布1.4億米，印染花色布1億米，色織布2200萬米，裝飾布1600萬米，毛線1600噸，毛精紡面料240萬米，服裝1051萬件的能力，大大提升了自身的核心競爭力。

在實施新一輪國企改革中，天津紡織針對發展進程中的種種不利因素，深入實施以“整頓、調整、規范、提升”為主要內容的“八字方針”，制定并實施《2014~2016經濟轉型發展戰略規劃》，明確了經濟轉型發展方向，確定了三年轉型發展目標。經過三年努力，天津紡織將力爭在做精做強做優制造業、做大進出口貿易、發展內貿和物流業、拓展其他業態等“四個經濟層面”上取得實質性突破，建成中國北方紡織高端技術、高端產品的研發中心、制造中心、檢測中心。

在經濟轉型發展方向上，力爭在紡織制造業上實現突破。圍繞做精做優做強紡織制造業，拓寬生存發展空間，形成以天津為經營大本營，生產基地本市、異地、國外“三位一體”的新格局。加大研發和品牌運作力度，由傳統紡織制造業向設計、研發、品牌和智能制造的高端技術、高附加值、高效益上提升。

在進出口貿易上實現突破。圍繞做活做大進出口貿易，以香港、上海自貿區及天津為經營貿易中心，形成3~4個規模大、實力強、效益高的國際化貿易公司，使之成為集團發展的重要支柱。

在內貿和物流業上實現突破。圍繞壯大內貿和物流業，以內貿與物流緊密結合實現延伸產業鏈，形成1~2個貿易與物流融為一體，在全國具有較高知名度的現代內貿物流公司，三年力爭使其經營規模和效益翻一番。

在其他業態上實現突破。圍繞加快發展其他業態，整合資源優勢，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以盤活資產存量引入增量資產為重點，加大資產資金資本的經營力度，在千萬樓宇、科研檢測、文化創意、品牌特賣、金融債券、房地產、養老等產業及項目上培育出集團新的效益增長點。

在經濟轉型發展目標上，在三年主要經濟指標方面，銷售收入2014年300億元，2015年400億元，2016年500億元；進出口額2014年16億美元，2015年18億美元，2016年20億美元；實現利潤2014年1.5億元，2015年2億元，2016年3億元。

在轉型升級增強企業競爭能力目標方面，集團企業從205戶精簡到70戶以內，包括以資產為紐帶、做實集團母體，使天投公司成為集團投資主體、融資平臺、生產基地、經營貿易中心、研發檢測中心及資產資金資本運作中心；組建2~3戶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培養1戶上市公司；培育14戶核心骨干企業；培育50戶優勢中小企業。

在研發能力提升目標上，實現“8113”目標，2016年，科技中小企業、科技“小巨人”、高新技術企業達到80%；申請專利數量每年遞增10%；科技貢獻率占總效益的10%；打造集科研、檢測、科技服務于一體的科技服務集團，實現科技貿易收入3億元。

品牌運作能力提升目標方面，在提升現有3個中華老字號、8個天津市著名商標、3個天津市名牌商標運作能力的同時，再創出2個天津市著名商標、2個天津市名牌產品。品牌產品銷售收入占到集團總銷售收入的15%以上。

2015年1月31日

天津紡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